沈德咏建议对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立法

沈德咏 建议对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立法

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沈德咏说,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现已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法律议题,建议有关部门对相关问题尽早组织研究、论证,并适时予以立法规制。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组委会特邀顾问马维亚,珠海市委常委、秘书长吴轼,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天阳,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邓红辉等参加了此次会议。(完)

GEDS大会主席曾伟雄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中国内地基本控制疫情的重大成果。他表示,经过大家的辛勤努力,相关工作都已经有了良好基础,相信大会组委会完全有能力也有更大的动力,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举办大会,为提振全球经济发展信心贡献力量,同时这也是中国内地经济活力恢复的证明。

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现已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法律议题,建议有关部门对此能予以重视,对相关问题尽早组织研究、论证,并适时予以立法规制。

我建议有关部门采取课题联合攻关的形式,组织医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相关实务部门人员,对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全面了解社会公众的基本认知、态度立场,研究相关工作开展的现实条件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为下一步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我建议相关部门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积极对社会公众及医护人员开展死亡观的教育和宣传,引导人们树立健康的生死观,包括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育教学中适当增设死亡观方面的课程,利用各类媒介向社会公众普及死亡观教育,呼吁公众通过参与遗体告别仪式等进行体验教育,推动医学界和医务人员更加重视患者的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

沈德咏:这需要重视教育宣传。由于受到传统讳死文化的影响,死亡观教育在我国普及工作相对薄弱,覆盖率较低,社会公众对死亡持有否定、回避态度,认为抢救绝症患者是孝道的体现而忽视患者临终关怀的需求和意愿,同时也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京报:公众对“安乐死”的接受度呢?

减少患者经济及道德压力

新京报:在立法上,是否应该有所体现?

据了解,北京大型连锁超市的蔬菜大多来自产地直采,可以确保食品安全,价格稳定。目前,家乐福北京门店14日的单日蔬菜供应量已提至100吨,比日常供应量提升了2到3倍。物美14日在北京各门店的蔬菜水果日供货总量达到2000吨,比往常提升了3到4倍。超市发日蔬菜配送量已提至150吨,是平时的3倍,还将进一步提升日均蔬菜储备供应量至500吨。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表示,珠海位于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地带,是中国最重要的口岸城市之一,在统筹经济发展与安全方面树立了典范,是举办这一大会的理想城市。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大会筹备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和挑战,但也更加印证了成立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的前瞻性和重要性。

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本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措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它有利于缓解绝症患者的痛苦,提升生命的质量与尊严,减少患者家庭经济及道德上的压力,并有助于对紧张的社会公共医疗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和利用。——沈德咏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你近期组织了“安乐死”网络调查,是如何开展的?

沈德咏:为了解当前社会公众对安乐死的基本态度,分析、探讨安乐死立法及其实施的民意基础,我近期组织了一项网络随机调查。本次调查通过开放的互联网进行,对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职业等不作限制。同时,为避免调查对象局限于法律圈,课题组有意识地将问卷向非法律圈投放,以保证调查对象来源的广泛性。

沈德咏:调查数据显示,约有82.82%的调查对象对安乐死持基本赞同态度,明确反对安乐死的仅占4.31%。这说明安乐死(尊严死亡)目前在我国已具有了较深厚的民意基础。

新京报:公众对“安乐死”认知度怎么样?

沈德咏曾长期任职于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任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2018年3月任十三届全国政协社法委主任,2018年6月卸任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他还是十九届中央委员。

李保东认为,此次疫情是一次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再次提醒人们经济发展与安全密不可分。此次疫情一方面暴露出经济当中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并使各国都更加重视经济与安全的相互联系。在这一背景下,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首届大会的召开恰逢其时。

沈德咏:统计数据显示,在对实施“安乐死”的最大障碍因素的认识上,各有55.93%和34.21%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伦理道德”和“法律”方面,两者合计已占到90%以上。可见,这两方面已成为我国实施“安乐死”的最主要障碍。此外,也有少量调查对象认为“经济”(2.22%)和“医疗技术”(2.73%)等方面的因素也会阻碍到“安乐死”的实施。

下午4时30分,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家乐福双井店,记者看到这里货源充足,员工佩戴口罩、手套测温上岗,保障安全健康的购物场所。

从实际看,某些罹患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明知不久于人世,仍毫无希望地承受着临终阶段的极度痛苦,其家属目睹亲人临终前的挣扎,在感情上和经济上付出巨大代价,医护人员亦不得不进行努力,这一情形完全可以通过施以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方式加以避免。

新京报:对于民众的认知,你认为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抢救绝症患者是孝道的体现。你怎么看?

新京报:调查显示,实施“安乐死”的障碍因素有哪些?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迅速到来以及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等疾病发病率的逐年递增,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已成为一个全社会亟待重视的问题。临终关怀,是指在患者临终前,通过医学、护理、心理、营养、宗教、社会支持等方式,消除或减轻其病痛及其他生理症状,排解心理问题和精神烦恐,让其内心平静地面对死亡。尊严死亡,是指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尊重其意愿,停止延命治疗,让其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尊严死亡一般称之为安乐死,其基本理念是用安宁缓和的方式给患者以临终关怀,最大程度地减轻痛苦,让其自愿而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沈德咏:无论是临终关怀还是尊严死亡,都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和治理。网络调查显示,已有84.26%的调查对象认为我国目前有必要对安乐死(尊严死亡)问题进行立法,这说明适时推进相关立法工作,社会公众已经形成了较高程度的共识。

事实上,我国理论界对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的立法呼吁,至今已持续了三十余年。在司法实践中,全国各地已先后有数十起涉安乐死案件被起诉、审判,人民法院的每一次有罪判决都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讨论。

有关部门应尽早组织论证

沈德咏:从统计数据看,约有99.35%的调查对象表示知道“安乐死”,其中47.41%属于“比较了解”,仅有不到0.65%的调查对象表示“不知道”。这说明,从1986年人民法院判决首例安乐死案件(陕西汉中“王明成、蒲连升故意杀人案”)引发公众关注、讨论,历经了30多年后,“安乐死”在我国社会公众中已有了非常广泛的认知度。

“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现已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法律议题,建议有关部门要对此予以重视,对相关问题尽早组织研究、论证,并适时予以立法规制。”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围绕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等问题,向大会提交了提案,建言资政。

会议见证珠海市商务局与广东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并交换商业协议文本,标志着GEDS首届大会正式落地珠海,相关筹备执行工作进入新阶段。

同时,记者了解到,北京许多小型的社区超市也都纷纷增加了备货频次和数量,蔬菜、水果、肉食的供应种类齐全、数量充足,周围的居民可根据自家需求有序购买。(总台央视记者何畅胡亚利)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这一话题?

14日8时,记者看到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超市发门店货架上的蔬菜品种丰富,价格没有出现大幅波动。

沈德咏: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

所以,临终关怀和尊严死亡本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措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它有利于缓解绝症患者的痛苦,提升生命的质量与尊严,减少患者家庭经济及道德上的压力,并有助于对紧张的社会公共医疗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和利用,完全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高度老龄化的现实需求。

李保东指出,要深入研究形势,积极主动工作,化挑战为机遇。要通过此次大会,为稳定世界经济、化解风险挑战做出贡献。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中的安全短板,推动各方更加重视发展与安全的相互联系。要围绕新兴技术带来的增长动能和潜在风险进行深入探讨与产业交流。要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新生态。

沈德咏:“安乐死”在我国已经有广泛的认知度,但在知悉人员中,多数人(51.98%)对“安乐死”仅是“听说过”,对其内涵、性质及实施方式等具体情况“比较了解”的人数尚未过半。这一状况表明,在我国推进“安乐死”立法及实施工作,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对人民群众开展生死观教育,积极宣传“安乐死”相关知识,引导人们树立健康的生死观,全面正确地认识“安乐死”,从而进一步筑牢民意基础。